合作的舞台 锻炼的沃土 ——昭通第一批选派东莞中山挂职干部工作纪实 

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生产过剩始终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美元必然贬值，美国利息率必然上升，一场类似东亚金融危机式的危机就会在美国发生。这样，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就出现了自相矛盾。

对于这种不平衡的逆转和纠正，从而导致经济动荡和衰退的担心是多余的。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他们已经无法靠再融资（refinancing）来继续入不敷出的生活了。另一方面，由于资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消费者终于开始考虑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开支，偿还债务。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把金融危机归因于监管的失败。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外债余额-GDP比可能达到很高水平而不会导致危机的发生。

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认国际收支不平衡同美国金融危机存在密切关系。总之，后顾之忧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内需不会那么快就扩大。

那个时候金融风暴刚刚出现，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说，在西欧国家，年增长率只要到2%—3%，就业不会出现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每年退休下来的人留下的空位和新到达就业年龄的人数基本上是相符的，所以就把这个空缺填补了，如果说就业有问题，主要是外来移民的问题，那些从非洲过来的移民难以找到工作。比如说煤、钢铁、电等等，都在计划配额之下分配的。大学生只要有困难，申请贷款就可以贷给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主要是三个原因所造成的。

所以，经济复苏看来不会那么快，因为经济还没有转型。这两种情况都是需要警惕的。

所以在复苏期间要注意的是：第一，要健全破产制度，这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可能出现的后果是：经济没有转型，大量的投资以后，结构失调，某些部门产能过剩了，库存增多了，于是不得不又压缩投资，经济下来了，不得不再靠追加投资。流动性过大促使物价上升，或者，流动性不足导致物价回落，都会使企业惊慌不已，因为前者使成本上升，后者使商品滞销。你们工业化200年了，你们农村的劳动力基本上释放出来了，农村的人口只有5%了，而且都是小农经济，自己家有房子，有田，他们不到城里来打工。

第二，要减少法律的执行成本，现在欠债不还，对法院来说执行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这种金融风险是外生的。这样就有助于减少内在的金融风险，但是更重要的是投资仍然需要谨慎，银行贷款审核制度不能放松。更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及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解除后顾之忧。

还有看病问题，看病是两个问题，不要混为一谈，一是看病难、一是看病贵。林下养鸡，林下种中药材，林下种蘑菇，都需要劳动力。

判断经济复苏的四个指标 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现在是迟到的改革，承包林地七十年不变。

我说，中国的就业问题和西欧不一样。当前就业问题压力仍然存在，所以要引起注意，必须采取特殊的政策。目前，就业问题能不能解决，主要看投资投到什么地方。在增加投资、增加信贷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到两种金融风险：一种风险是外生的金融风险，另一种风险是内生的金融风险。更重要的原因不是收入的问题，而是城乡的社会福利待遇和其他待遇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农村户口，所以不管经济情况怎么样，总想进城。投资挤了消费是计划经济用语，计划经济时代才出现投资挤了消费的情况。

总之，一是促使银行信贷的紧缩。过去是包田到户，把农田承包，山没有承包。

给生产部门用多了，消费就少了。一个是产能过剩造成投资的压缩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很大。前瞻与应对结合世界经济的最新动态看，高外贸依存度情况下无法独善其身的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仍然具有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

财政收入数据则可谓非常难看，1—4月累计同比降低9.9%（同比减少2257亿元），与年度增长8%的目标相距甚远。中央同时强调，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扩张性宏观政策从启动到淡出，要准备历经5年的时间。今年，我们也有必要防患于未然，搞好政策储备预案。

当然，其中需要动用的手段，不一定是单一的增发国债。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正面效应已为各方所认识，其作为经济杠杆，促使各方面更为珍惜而不是挥霍资源，促使各类企业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是助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验看，每当高涨期和低迷期来临，都会延续5年左右，如1992—1997年高涨，1998—2003年初低迷。信贷增量非常大，同时物价已处于低位，表明通胀压力消解，而通缩亦有望得到积极防范。

编者的话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遏止经济过快下滑，中央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个决心不应晚于6月末下定，因为那时有关部门应已能估计出二季度和上半年主要指标的大致模样。

其次，从好的方向考虑，如果二季度的经济运行表明可以顺利从前低转入后高，已不必启动给扩张性政策加码预案的话，则有必要不失时机地考虑启动把资源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方案，贯彻中长期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的追求。今年的时间即将过半，保增长、调结构、抓改革也到了关键阶段。外贸出口形势仍然严峻，但月环比的降幅已明显收窄。（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形势 。

同时应当指出，今年一季度也有成品油税费改革使国内消费税大幅增长38.5%的因素。从我们自己的调控经验看，1998年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在1999年，当一季度数据表明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时，又曾实行给扩张性政策加码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当年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100亿元。

其间，我们应特别注重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尽一切可能保持较大的推进结构优化的力度，并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的政府职能转变、机制创新等紧密结合起来。另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互动关系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经济走势的曲线高度一致，在阶段转换上我国比美国滞后半年至1年，而这一轮美国经济的低迷可能延续3年以上。

但为大局服务，财政收支安排仍需积极而稳妥地实施总量扩张，并特别注重引导和支持结构优化。首先，从坏的方向考虑，宁可把下一阶段的局面想得坏一些，把困难想得大一点。